不是水貨而是走私奶粉

刊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困擾香港的奶粉荒，被親政府者美其名為「水貨奶粉」，令大眾被誤導以為這是香港許多水貨之一種，大家應該包容水貨。實情卻絕非如此。

水貨之本義，指來源不是經過本港的總代理即屬水貨；而且，大陸人想買奶粉，為甚麼不直接從外國的貨源訂購，而要用香港的批發與零售貨，甚至讓帶貨過關的走私客食價呢？答案就是要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以及轉售貨品的增值稅，貨品買賣差價的百分之十七。簡而言之，走私奶粉本質和以往的走私電器、電子零件，或走私煙酒本質一樣，即屬龐大走私集團所操控的犯罪活動，其受害者除了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買不到奶粉的媽媽，更影響中國政府的稅收，相關的龐大利益，全進了犯罪集團的私人口袋。

走私活動的本質一樣，變的只是犯罪手法，例如電器及電子零件香港是完全免稅，可是早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海關即大規模打擊這些走私電器到大陸的活動，記得當年香港水警與走私快艇「大飛」的追逐戰，更成為了多部電影的橋段，證明政府認真想執法，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香港放輕手腳，大陸更是官賊勾結中門大開，目前大陸海關對旅客隨身帶奶粉過境，實有嚴格規定，每名旅客只限帶四至六罐自用的奶粉過關，可是今日隨便可見走私客明目張膽，帶幾十箱奶粉過關如入無人之境，大陸關員視而不見，由此可見這是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加上如此巨量的貨源如何散貨，如何建立銷售網，如何既可以逃稅又不為官員所扣查拘捕？不說自明的是走私集團行為，必得到貪污腐敗的大陸官員所包庇。包庇走私奶粉，實為包庇犯罪集團以至大陸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可悲的是今日香港傳媒已經沒有餘力去揭露這些不法勾當，甚至反過來罵抗議走私的市民「不包容」。

毒奶粉影響全球，如採右派經濟的建議，必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奶粉關稅；如採取左派經濟的建議，則必為立法加強監管走私，如香港法例第六十章的《進出口條例》第三十一條，即有規定特首以及行政會議可通過限制某些貨品─如奶粉的出口；要進一步打擊走私，更可以修改此法律條文限制旅客的隨身行李，或以香港法例二百九十六章《儲備商品條例》，有如對食米般去確保本地奶粉供應。

特區政府甚麼都不做，甚麼都不敢做，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已經墮落到好像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之前般，凡事「顧全大陸」─凡與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有關，都一律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開動政府宣傳機器，去抹黑正義的市民，作風之敗壞，令人質疑這才是殖民政府─中共的殖民政府。

彭定康的一課－－譯名的邏輯

中國人對譯名的使用雙重標準邏輯混亂，多年來一直沒有改善過，近日西九文化中心本為粵劇所設立的「戲曲中心」，再被揭發以大陸譯名 Xiqu Centre 為名，而非香港傳統的英文名稱 Cantonese Opera Centre 或者 Chinese Opera Centre，令網民憤慨不已；同時一群民族主義者，或被民族主義觀念洗腦的朋友，或者從來未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朋友紛紛中伏，現列理據與邏輯駁斥之。

早在九七前已經有中共成員不斷以彭定康稱呼北京為 Peking 大造文章，更以此理由稱呼彭定康為「反華份子」，甚至一如一些撐雙非人士無理抹黑，如指彭定康為帝國主義者，甚至種族主義者，當時仍為港督的彭定康一再以例子回應，更把相關反落列在其著作《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 之中，現列如下：

彭定康說：「有人認為我討厭共產黨及其作為就是敵視整個中國，他們更抓到一個荒謬無比的註腳。我永遠稱呼北京為Peking，而非Beijing。這並不是一種侮辱，因為在英文裡，中國的首都就叫Peking。同樣的，我也不稱羅馬Roma而稱Rome；不稱布魯塞爾Bruxelles而稱Brussels；不稱里斯本Lisboa而稱Lisbon。當我這麼稱呼這些國家的首都時，從來沒有人因此而指責我是反義大利份子，反比利時份子，或是反葡萄牙份子。」

彭定康的例子是否只是個別例子呢？不，我林忌隨時可以再補充一大堆，德國的德文為 Deutschland，而非英文同時解作日耳曼的 Germany；法文中的德國稱為 Allemagne，更令非法語人士睇完，都完全唔知道法國人至今仍然只是如此稱呼德國；英文中的奧地利首都是維也納的德文名從來都是 Wien，和 Vienna 發音完全不同，我們中文卻從英文去翻譯，而非德文原文，這些例子都證明了在歐洲列國交往的傳統，他國的語言是他國的事，是由他國去命名，是以他國的約定俗成為準，正如今日中國的英文名是他國約定俗成，中文從來不以此稱呼中國作 China，為何中國至今仍然堅持自己的英文名是 China 而不是 Zhongguo？難道是外國人歧視中國，還是中國人歧視自己？

再舉中文譯名作例子，荷蘭的正式國名從來都是 Netherlands 尼德蘭聯合省，荷蘭只是尼德蘭的一省，雖然是最著名而且最富庶的一省，為甚麼我們今日堅持習非成是，堅決把荷蘭叫做荷蘭？再舉大家熟識到不能熟識的「英國」為例，為何我們堅持要叫「英國」－－原譯名為「英吉利」？英國來自 England，指的只是英格蘭，有留意世界盃的當一早知道英倫有四隊球隊，分別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以及北愛爾蘭，在帝國主義時期，英國的正式國名為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顛，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改稱為 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為何中國人仍然要堅持習非成是，把英國叫做英國，或改稱為「大英帝國」，卻堅持不提「大不列顛」或今日最政治正確的「聯合王國」，偏要單叫只包括英格蘭的「英國」呢？難道是中國人歧視蘇格蘭、威爾斯以至北愛爾蘭人嗎？難道是中國人歧視尼德蘭聯合省的非荷蘭省份嗎？

原因就是他人的語言，本為原本使用這些語言者界定，隨時文字本身帶有侮辱成份，例如叫人家做「狗國」、「垃圾之國」，否則一向傳統上的稱呼，不會胡亂改動，這道理本就是包括中文在內一直使用的潛規則，目的就是為他人的語言做成方便，例如外國人一見到 China ，就會從瓷器聯想到中國；例如中醫藥叫做 Chinese Medicine，而非 Zhongyiyao；中醫師叫作 Chinese Doctor，而非 Zhongyishi，這就說明了「達意」為譯名的第一要務，就是令使用這個語言的人，一看就大約明白這是甚麼，而非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拚音字。

因此有些人荒謬地說－－中國的戲曲和西方的歌劇有本質上的不同，因此要叫戲曲作為 Xiqu，那麼我真的想再追問下去，同理中樂和西樂也有本質上的不同，是否應該把中樂改稱為 Zhongyue? 為何仍要「自甘墮落」，自稱為 Chinese Music 呢？中醫為何要扮 Doctor，不改稱為 Zhongyishi 呢？政府要搞中藥港，是否應該改稱為 Zhongyaogang，而不叫做 Chinese Medicine Port 呢？今日把戲曲中心叫作 Xiqu Centre 的人，連 1998 年的董建華都不如，只要不是民族主義上腦，或者邏輯混亂者，當明白以英文為中心命名，是要吸引非中文的英文觀眾，而要吸引英文觀眾，當然以達意的 Chinese Opera 為名，否則有誰知道甚麼昤 Xiqu？連香港人都不會知道！

事實就是只有一些民族自卑心特強，又或者民族主義上腦的國家，才喜歡更改人家對自己的稱呼，而結果無一例外，新名不及舊名，令人無法發音之餘，更和歷史或名稱的理解脫節；至於今日在香港，事實每一日都發生的，就係港共政府不斷更改香港已有的名稱，以至官方使用的文字以及慣例，期望透過洗腦達至「中港融合」－－由名稱以至文化上的融合，即融入大陸的一套，而主動放棄香港一百幾十年以來的慣例傳統，連英國人都不如－－每一位港督，都會入鄉隨俗，不是以英文發音為準，而是以中文及廣東話的吉祥來改中文名，怎會好似大陸人一般以破壞香港文化為己任？

香港人如果不反抗，絕對是數典忘宗，是自我毀滅香港的文化，大家絕不能輕忽視之，必須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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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要香港成立金融發展局的真意

原文及聲音版本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3 年香港最令人震驚的新聞，就是特首梁振英在其新一屆施政報告中，架床疊屋成立一個四不像的「金融發展局」；觀乎政府新聞處所發佈的消息，金融發展局的職責極其空泛，更和原有的金管局、港交所以至財政司以及庫房局互相重疊，其廿二個成員更擺明安插最少六個大陸的代表，以至太子黨等共產黨成員，令人提出最大的質疑──香港本身已經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還要靠中共來發展甚麼？究竟有甚麼要僭建一個「發展局」出來發展？

第一，香港目前已經過份依賴金融業，目前熱錢不斷湧入香港，製造一個史無前例的金融泡沫，只是因為宏觀中國的金融泡沫的一部份，而總有一天這個泡沫必然爆破，單靠投機炒股以及吸引大陸熱錢，一但遇著金融危機爆破，則香港必會因此大衰退；居安思危，金融業根本不應該再發展，也不需要再額外發展，這就是經濟學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分散風險，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中。

第二，香港金融業賴以成功的是甚麼？就是全世界第一的自由經濟，以至香港亞洲首屈一指的法治制度，香港金融的成功，不是由社會主義的官員「計劃經濟」而生，政府只要保持無為而治，盡力搞好法治，只要中國經濟向好，則單法治上的優勢，就已經可以確保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無疑；然而兒皇帝梁振英不但沒有確保香港的法治優勢，更一再作出破壞，如附和中共的「三權合作論」，如要曲解法律胡亂釋法，甚至要修改公司條例有關查冊的條款，令傳媒以至銀行業界都無法得知公司背後的股東資料，此修改立即驚動國際傳媒，成為全世界金融業擔心香港從此進一步變成犯罪集團以及中共高官的國際洗錢天堂，以及無法再信任香港的金融監管制度，梁振英不但沒有發展金融，卻帶頭破壞金融制度的信用！a

第三，早在雷曼迷債爆破揭露出的，香港原有的監管制度已經太多部門，如港交所一早有研究指出迷債不安全，但監管銀行卻屬於金管局的職責，於是兩個部門之間互相推卸責任，最終無力監察問題；如今政府不但沒有吸收迷債的教訓，簡化監管程序以及改善監管機制，反而再在這麼多機構之後又加一個「金融發展局」，造成的職能混亂行政低下，是開倒車拖累而絕非發展。

從以上三點論證可以看出，香港既不應該再進一步側重金融發展，更沒有成立「金融發展局」的需要，而且成立之後只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那麼為何梁振英偏要一意孤行？這一切要同港共政府的全盤計劃來看──由修改公司條例禁查股東，再繞過原有的程序和分工另起金融爐灶，到大量不明來歷的熱錢湧入香港，炒埋所有香港的住宅、商鋪以至連工、農土地都不放過，我們可清楚見到一個中共進一步蠶食香港主權的部署，以至說明其動機──就是中共高官要把資產集體轉移，以往的小規模、偷偷摸摸的手法實在太麻煩了，只有把香港的金融監管完全置於中共官員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切走資以至洗黑錢的行為，才可以大規模甚至肆無忌憚地做，從這個行為觀之，中國經濟的末日已經來臨，因此共產黨才如此急於改變規則，共產黨「偏向虎山行」──即使對香港以至中國帶來長遠的損害都置之不理。這就是末日訊號，不可忽視！

南周事件之反抗國家洗腦

原文及聲音版本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南周事件一再升溫，為抗拒中共進一步打壓傳媒，中國各地勇敢的傳媒人，以不同方式抗議轉載中央喉舌的歪理社論，出現近年難得一見傳媒保衛戰，然而即使南周守得住，中國的知識份子更加要留意的，就是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僅存的中文言論自由陣地，卻隨時面臨失守。

總部位於廣州的《南方周末》，由於長期位於改革開放前線，加上「山高皇帝遠」，以及文化接近同屬粵語的言論自由香港，一直都是中共無法完全控制的地方；然而中共為了杜絕香港、台灣等自由地區對大陸的影響，近年即以大量銀彈攻勢，直接收買控制香港、台灣、甚至海外華人地區的所有中文傳媒，以語言區隔來隔絕任何反對中共獨裁的異議與異見，於是近年香港傳媒的言論自由排名一再大跌，台灣則面臨超級親共的傳媒霸權，連台灣的港資壹傳媒也陷入赤化之手，這是中共控制傳媒的全球大戰略，這一點或得到少數的大陸知識份子所洞悉，然而對廣大被洗腦的中國人民來說，卻是完全不明所以。

中共的企圖就是全力宣揚「大中國」聲威，透過愛國運動，在內轉移人民對社會不滿的壓力，對外就吸引全球華人為其政權的合法性背書；透過銀彈攻勢，不斷引誘台商、港商以至外資紛紛轉用簡體字、普通話等，以文化上統戰這些地區的下一代，由於簡體字、普通話的傳媒，基本上全部由中共，或者其反新聞自由的盟友所壟斷，即使在互聯網上也沒有自由的簡體中文資訊，或具影響力的普通話新聞節目，那麼控制傳媒自然事半而功倍，更容易利用如奧運等「愛國運動」，令全球的華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中國模式」，主動放棄自由而不反抗。

這做法最可怕的一點，就是中國廣大人民對此是完全不知情；他們見到香港、台灣等傳媒仍然有部份的言論自由，仍然會批評政府，就以為這些已經被邊緣化，被打壓的異見，代表了所有的異見；愛國的高論繼續不斷潛移默化一代又一代，你不愛黨不要緊，最起碼要愛國吧？你愛國，那麼國家的強大你是支持還是反對？國家強大了，力量就用來發展殺人民的軍隊，就是用來收購所有反對的傳媒異見者，這種強大的國家是不是你們這些愛國者想要的呢？這就是所有仍然堅持愛中國、卻不愛共產黨者無法解決的兩難。

可見的將來，當中共政權面臨威脅之時，最有效的「救黨良方」，必然是挑動國際關係，透過宣揚邪惡的外國，鼓動人民放下歧見，一致抗外國；當我們在恥笑平壤政權的荒謬之時，卻完全不覺這套模式同樣為北京政權所靈活運用，當你高喊反帝、反美之時，必然就陷入了外援斷絕，同時不容於其他被洗腦的「愛國者」的兩面圍攻；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人人高喊「清君側」，於是永遠不會有革命，因為大家為了「愛國」，又豈敢發動革命呢？這幾千年中國歷史的教訓，就是所謂「改革者」，除了秦國的商鞅之外全部失敗收場，抗拒奸臣的忠良永遠不會成功，原因就是他們不敢反皇帝，而皇帝卻永遠站在奸臣那邊，沒有革命者，又何來革命？中國繼續沉淪的主因，正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