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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 26, 2008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本文刊於《讀書好》五月號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書的英文譯本,叫做Defying Hitler,其故事內容,就是作者哈夫納總結其前半生的經歷─納粹主義如何於德國生根、如何成長、如何變得無人能制、如何令作者面對生死抉擇、去選擇屈服或者對抗。

本書一開始是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往事,作者當時身處一個視戰爭為遊戲的年代,身邊的孩子把報紙上的戰爭消息,當是遊戲的一部份;由於選擇報喜不報憂,表面上看永遠都是勝利的消息,在沖昏頭腦的勝利思想下,令每一個人都充滿民族狂熱,忘記了小我,而變成了所謂的「大我」;這種集體洗腦、集體狂熱的記憶,建構了當時德國整整一代的年輕人,令他們忘記了「和平」的生活,而把「戰爭」的瘋狂狀態視為常態。

迷信超人聖人
戰爭突然無聲結束了─才不過距離俄國戰敗不到一年,原本以為勝利在望的德國人,突然遭到常人難以理解的戰敗;戰敗之後只有無窮無盡的革命,朝代更替,社會完全失去秩序,威瑪共和政府根本無力處理這些內政問題;加上戰敗賠款,無能的經濟管理,政府刻意令馬克貶值,於是絕大部份的資產家庭突然變得一無所有,而那些年輕一代不學無術的賭徒,卻因為敢作敢為而一夜致富;這些暴發戶使錢如流水的行為,社會常態一夜被打破的失序現象,令投機發達變得好似理所當然一樣。然而不久之後,經濟恢復正常,這些「曾經擁有」的暴發戶大都打回原形,不少更變成了潛在的社會不滿者,在他們心靈深處,期望的不是每日淡如水的生活,而是那種竭斯底里,一反常態的瘋狂日子,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支持希特拉的核心份子。

就是因為有這種人,他們不肯承認以往瘋狂的日子不正常,反而把失敗歸咎於少數派。他們在排他的民族主義之下,就再次攻擊信奉另一種宗教、經濟條件較優越的猶太人,被抹黑為當年德國戰敗的真正兇手,情況猶如今日的反對派被標籤為「不愛國」、「賣國賊」。面對著世界經濟大蕭條,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之下,希特拉這種宣傳高手,那種以「強人姿態」出現「超人」,正正就是日耳曼文化的病毒─熱愛「強人超人」的一種迷信。亦正如今日一樣,有些國家的人民,非常依賴一些「英雄」、「聖人」、「強人」型的人物,迷信這些人,比起一個健全的制度,對管治更加有效,對國家長遠更有利益。

訓練營忘我
因此,希特拉就開始成功奪權了─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有以下的名言:「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因為大話愈假,正是可以取信人的一個因素─群眾的頭腦簡單,愈假的大話,比起小謊更有宣傳效果,為甚麼呢?因為即使被人揭穿,群眾亦不會相信竟有人如此無法無天顛倒是非黑白的!」

在希特拉掌權之後,哈夫納面對一個兩難─他一方面熱愛自己的國家、民族與土地,另一方面他卻無法對暴政視若無睹─包括其女朋友都是猶太人,所以更加感同身受。本來哈夫納是德國的法律學生,在成文法體系下,這些學生將來就會擔任法官、檢察官的職務,但是法治一夜瓦解,納粹黨的命令凌駕於法律,所有的傳統一夜消失,反過來作為法律學生,還要參加納粹黨的「訓練營」─這些訓練營就是強迫參加者反智,透過朋輩的壓力,如一些集體的遊戲、操練、團體精神云云的洗腦,強迫參加者放棄自我,令大家習慣接受命令,而非思考其命令是否合理等。在訓練營中,透過劃一的團隊精神,令大家的文化差異、智力差異全部消失了,一切以最低的為標準,一切以最粗俗為標準,於是包括作者在內,也無法避過洗腦的命運,成為了納粹的工具,而再不是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個人。

極端的年代
當作者由訓練營出來後,不到一星期時間,才發現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圈套,是一個令正常人可以迷失自我,任人控制的魔法。他對這種集體的迷失感到惶恐,對這種作嘔的宣傳感到無法接受,因此開始決定,要和這個政權來一個決鬥;他只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年輕人,可是他不能接受這個政權,更不能接受這個政權背後的作嘔價值,然而由於公權的擴展,他避無可避,到最後只有選擇成為眾人的一份子,或者選擇轉身離開─而哈夫納,最後他選擇了離開,選擇去第二個國家,去進行和這個變態政權的道德抗戰。

這個故事令人明白到,一班純粹無知的普通人,如何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或者講係自我欺騙與蒙蔽之中,成為納粹黨,或者天下所有獨裁政權的共犯。這是一本好書,提醒我們一個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作為一個人,要負的責任;作為一個人,在面對大是大非抉擇,是選擇沉默成為共犯,還是選擇挺身而出去捍衛。引 Eric Hobsbawm的書名─二十世紀乃一個《極端的年代》,作為和平時代出生成長享受的世代,在面對類似的挑戰之時,更加應該珍惜今日所擁有得來不易的成就,去追求及捍衛自由、人權、公義與民主。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
作者:賽巴斯提定.哈夫納
出版社:左岸文化
定價:$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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