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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0月 28, 2008

難產的民主右派

2008年10月28日 信報 蕭若元《建立真正民主右派》最後一段: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獎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能力的人才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一直有很多人都問,為何香港各種運動,在七一前都幾乎見不到年青人?而即使七一後,除了一般所謂「衝動」、「理想化」、乎合一般人「年青定義」(簡單來說,即是幼稚)之外的「年青人」,好似都見不到。

相比起當年涂僅申廿八歲做立法會議員,除了由根正苗紅的陳克勤之外,泛民的「年青人」哪去了?多年來只見「長輩」教訓「晚輩」,說年青人不中用,不知所謂之外,只有一個呂大樂敢企出來,寫一本《四代香港人》的書,稍稍提到今日年青人所受到的不公不正待遇之外,又有誰敢違反今日「多數」、「主流」的聲音,說年青人其實有用?

年青人最冇用的,就係唔夠人多;比起六、七十年代年青人佔社會大多數的比例,當年的年青人說甚麼都是對的;反過來我們這一兩代,年青人永遠都只是社會的少數,於是做甚麼都是「小眾」,即使互聯網到今日仍然被暗暗地標籤為「小眾」,覺得「難登大雅之堂」,不怕貨比貨,拿起是旦一份報紙,和博客的質素比比看,看看是哪些文章理應「難登大雅之堂」呢?

就是嘛,我們身邊就是一大群所謂的「民主右派」或者「潛在的民主右派」,一大堆年輕的專業人士呀,醫生律師呀,傳媒工作者呀,文化先鋒呀云云,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凡是有理想,就死得最快;對比起在六、七十年代,無論哪一派都總有上一代的支持、扶持、即使是口頭的推許、人脈介紹、或者社會環境的幫助,於是人生仍然可以有理想;問問今天年輕人,有理想?別說甚麼開飯生活需要問題了,這些根本已經想也不敢想,只要稍為與眾不同少少,只要稍為提出異見少少,上一代與圍繞他們身邊那些所謂的「年輕代理人」,就已經立即撲出來,去圍攻、批鬥、夾殺年輕人;有志、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輕人?他們的心早就死了;哀莫大於心死,死了的心,單是靠一兩句口頭的呼籲,可以喚醒的嗎?

對,每一個政黨,每一位「上位者」,人人都大談「我們需要年輕人」--你們需要的,只是年輕的軀殼嗎?是希特拉需要年輕人幼稚的心靈,去上戰場做替死鬼呢?還是需要年輕人的活力,去推動你們多年不做、不肯做的粗活?還是需要年輕人去埋單?去收拾替今日的殘局?既然做得右派,年輕人的選擇很簡單,就是不做幼稚與白癡的傻事,而先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殘局,就由搞到污煙瘴氣的收拾好了,年輕人比起「在位者」的優勢,可能有語文優勢,可能在更具國際視野,可能在適應力,「上位者」精心計算過自己的優勢,「年輕人」一樣精心計算自己的優勢,年輕的最大優勢,就在年輕嘛,我們等得起,亦走得動嘛,對不?

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愛香港,但香港愛我嗎?問問年輕一代,我們有幾多個感受到香港「在位者」對我們的所謂「愛」?愛是要真心真意的愛,而不是洗了錢就好似羅范的態度:「政府用了很多錢在教育....」哪又如何?今日的社會,比起三十年前,是哪一個更公正?哪一個更公平?哪一個有機會給予年青人?哪一個會聽取、接納、配合年青人?

正如台灣只有藍綠,沒有黑白一樣;香港的將來早就沒有了;和台灣一樣,香港只會有「保皇左派」與「泛民左派」之戰,而右派或被邊緣化,或已退出戰場,或已無心戀戰,或已哀莫大於心死。促成今日局面的是誰?不如先問問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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