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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月 11, 2007

從王安石看曾蔭權新政

舊文現世 - 寫於 2006 年 9 月 17 日

從王安石看曾蔭權新政

宋朝是古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年代,當時不但發明而且長期發行了紙幣,其高度發展的手工業,直至當代中國才能超越其水平。

然而宋室對外長期積弱割地賠款,對內則面臨政府入不敷支,其「屋疊屋」的政府架構,其龐大財政狀況難以在數字上管理,及至宋神宗一朝,終於引發了宰相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變法遇到很大的社會阻力,亦引致歷史上支持和反對兩派的長期爭論,王安石及其新黨的後繼者,除在人事上大量起用良莠不齊的新人,引致無法達到原本的目的之外,王安石更是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預市場的先行者:以「青苗法」、「市易法」企圖建立「中央銀行」貨款予農民及商人;以「均輸法」干預商品的流通,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免役錢」、「方田法」及「保甲法」擴闊稅基及擴闊兵源,以期全民皆兵及全民皆稅。以上種種新政假設,政府收入增加了,便有力發展軍事以及經濟,外則可對強敵,內則可安天下。

然而,新政最終還是失敗了!既敗於急於求成人事不符現實,更敗於一個錯誤的經濟觀念 - 以無效率的官僚主義制度,去管制和干預經濟市場。而那些文官出身的士大夫,就有如今日的公務員,不懂亦不明白經濟為何物。青苗法市易法原意為官款借民,令其免受高利貸的威脅,可是由官僚執行的結果卻是強迫農民借款,或人民借公款後逃之夭夭,就有如今日的什麼優質教育基金,持續進修基金,變成一窩蜂新成立教育機構的「提款機」,政府一旦推出一些改變市場力量的「新政」,一眾投機商人立即看準機會大賺一筆,幾年前提倡的資訊科技教育政策,花了幾十億換來了什麼?

被喻為「士大夫樂園」的宋朝,官員都是「鐵飯碗」,大量冗員既不怕亦不會「被炒」,王安石變法如要成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卻應反其道而行 - 裁減大量的冗員,減少政府開支以達至財政充實的效果,就有如漢初的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藏富於民,人民有錢了,政府開支減少了,又豈怕稅基不夠闊?

可是我們的特首曾蔭權,卻於數天前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此言有如董建華當年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各界震動;港英時代的經濟座右銘,就有如宋代的祖宗家法,從此畫上句號。

這一年來,很多人都以為曾特首的「強政勵治」只不過是一種口號宣傳,可是觀乎特首上任以來,所推出的種種措施,包括添馬艦的新政府總部,增加局長助理等政治職位,再加上近日「廢除」積極不干預的說法,配合將來強推而出商品及服務稅(GST),我們可預見的是特首一方面要增加政府收入,所謂的「強政」又會再增加政府的開支,而由於再也沒有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又豈會再遵守「小政府、大市場」的規律?大家勿忘了那個在董建華初年,連續幾年增加政府開支的財政司司長 - 他就是今日的曾特首。

今日科技雖然比起宋朝進步了很多,可是要把「全民萬稅」的 GST 廣泛徵收,由上至下要增加多少的行政人員?政府方面由報稅核稅查稅到放蛇的開支,市民少至一元數角所增加的單據報稅行政費用,再加上那些監督稅務核數會計的開支,七除八扣之下又有幾多效益?政府放棄積極不干預,事事干預最終只會好心做蠢事,王安石的覆轍在前,曾蔭權可有半分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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